选拔事件遭遇政治斗争的白手套,台湾大学校长在就职时害怕制造蝴蝶效应。

台大校长的“苦役”耽误了学校事务,引起了台大和各界的不满。图为关钟敏。

作为台湾大学的领导者,台湾大学最近在校长遴选方面面临一系列的混乱。赢得选举的候选人关钟敏多次受到质疑,很难就职。

简单的“校园自治”事件演变成了复杂的政治事件。

执政党再次站在最前沿,因以“政治暴力”干涉“校园民主”而受到质疑,这违背了其宣传的“大学自治”精神,并造成了恶劣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台湾大学校长遴选危机一再持续由于前总统杨泮池任期届满及其宣布不再连任,台湾大学去年启动了校长遴选机制,遴选委员会于1月5日从进入最后决选的五名候选人中投票选出新校长。

最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关钟敏有资格出任台湾大学新校长,并计划于2月1日正式就职。

但事情却波折不断,在教育部门聘任程序完成之前,管中闵遭到多番爆料,主要包括:担任台湾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校外职务;遴选委员会的委员蔡明兴系台湾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因此涉嫌违背利益回避原则;与“国家发展委员会副主委”陈建良联名发表的论文涉嫌抄袭;被检举在大陆多所高校兼课涉嫌违反“国家机密保护法”有关退职政务人员3年内赴大陆须经报备核准的相关规定,及“教育人员任用条例”有关专任教育人员,除法令另有规定外,不得在外兼课或兼职的规定等。然而,事情一直坎坷不平。关钟敏在教育部任命程序完成前曾多次曝光,主要包括:担任台湾移动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校外职务;评选委员会委员蔡明星是台湾移动有限公司副主席,因此涉嫌违反利益回避原则。这篇与国家发展委员会副主席陈梁健联合发表的论文涉嫌剽窃。据报道,内地许多大学的兼职教学涉嫌违反《国家秘密保护法》中有关前政府官员必须在3年内报经批准方可赴内地的规定,以及《教育人员任用条例》中有关专职教育人员不得兼职或兼职教学的规定,除非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针对上述指控,相关部门做出了相应回应:第一,目前台湾还没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禁止教授担任企业独立董事,关钟敏作为唯一董事的身份是公开信息,没有刻意隐瞒。关钟敏还发表声明称,在接任校长之前,他将根据规定辞去所有职务,以获取利润。第二,推选委员会已经核实蔡明星和关钟敏没有血缘或婚姻关系,根据台湾大学校长推选委员会的相关规定,没有必要回避利益。第三,根据从台湾大学收集的大量数据中获得的证据,披露涉嫌剽窃论文是“自己的目标事件”。台湾大学已回复台湾“教育部”,但台湾“教育部”仍要求台湾大学进行“实质性审查”。第四,台湾“教育部”曾表示,在中国大陆兼职和获得国立台湾大学校长的批准是两回事。如果“台北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属实,应按照公务员的有关规定处理,不影响台大校长的批准。

台湾大学一再声明,所有程序都已完成,所有疑问都已澄清。然而,台湾“教育部”仍未完成任命程序,称将成立“部际咨询特设小组”进行调查。

国立台湾大学校长的“艰苦劳动”推迟了学校事务。

此案的发展牵涉到越来越多的人员,引起了国立台湾大学和各界的不满。

2月21日,由国立台湾大学教授发起的自治行动联盟预备会议,前往科达兰大道抗议,“捍卫民主”,并要求“政治黑手撤出校园”

“校园事件”演变为“政治事件”,台湾国立大学校长的选拔原本是校园层面的常规事件,有法律可循,有规则可查。然而,它已戏剧性地演变成一场政治事件,但原因并非不可思议。

从当前事件的发展来看,政治力量应该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对事件做出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台湾“教育部”涉嫌扩大权力。

根据台湾《大学法》第9条,新任命的公立大学校长应在公开选拔后提交“教育部”任命。

可以看出,台湾的“教育部”只有正式任命,没有实质性的审查或酌处权。它应基于“甄选委员会”的决定。

然而,台湾“教育部”不仅推迟了任命书的发布,还在接到询问后发布了台湾大学的调查报告。

台湾大学校长遴选委员会(Taiwan University President Selection Committee)经过调查研究,确认剽窃等指控不成立,而“教育部”回复称此次选举“毫无疑问”,台湾“教育部”仍以尚存疑虑为由要求继续调查,并提供补充资料解释疑虑。这背离了“大学自治”的基本原则。

从台湾大学要求的资料可以看出,台湾“教育部”不仅质疑关钟敏的资格,而且质疑选拔委员会的程序民主。例如,需要解释遴选委员会的决定是“一致决定”还是“多数决定”,签名还是计算机签名。

显然,台湾“教育部”在此次事件中确实有扩大权力、用行政权力干涉“校园民主”的嫌疑。

台湾的“教育部”受到外界质疑,成为政治干预教育的“白手套”。

随后成立的“部际咨询专案小组”,亦意味“台湾大学校长遴选案”不再只是“教育署”事件。

其次,台湾当局被怀疑因“血统”或“政治立场”而在技术上“陷入困境”。

蔡英文执政以来,以改革的名义,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报复国民党,巩固和扩大党的斗争成果。

民进党上台后,扩大了政府的范围,并试图利用“绿色阵营”作为自己的重要职位。

台湾大学被认为是台湾高等教育的领导者。台湾大学医院每年预算为160亿至180亿新台币,年收入为300亿至360亿新台币。台湾大学校长职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赢得台大校长选举的关钟敏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党员。然而,在才真旺姆-全州执政期间,他被任命为“行政委员会”、“经济建设委员会主席”和“国家发展委员会主席”。结果,他被认为是一个“蓝色阵营”的候选人。

然而,由李远哲支持的候选人,前中央研究院院长,偏爱“绿色阵营颜色”,已经在选举中落败。

此外,“卡管”派大多是“绿色阵营”的人。

以上三点表明,台湾当局很难通过借口摆脱“坚守阵地”的嫌疑。

第三,事态发展反映了当前两岸关系和中美局势。

蔡英文上台以来,由于拒绝承认“1992年共识”,台湾海峡两岸官方接触机制暂停,两岸关系进入“冷却期”。然而,大陆仍在积极推进海峡两岸的经济社会融合,今年出台了“31项惠及台湾同胞的措施”,涵盖产业、税收、土地利用、金融、就业、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对台湾人才具有不可抗拒的磁吸引力。

台湾当局的恐慌感倍增,加大了“拥抱”美国的力度。

在中美关系紧张、中美贸易战开始的时候,台湾甚至找到了依靠美国的机会。

这次对关钟敏的许多指控都与大陆之行有关,企图通过“堵管事件”制造“寒蝉效应”,阻碍两岸交流的发展和两岸一体化的推进。

一些台湾学者甚至危言耸听地表示,这一事件可能损害美国的信任,将台湾地区视为技术外流的漏洞,甚至损害台湾与美国之间的学术交流。

“难产”事件对国立台湾大学校长遴选的多层面影响已戏剧性演变为一场重大政治戏剧。“阻挡”和“坚持”双方的情绪日益高涨。

纯粹的校园已经成为政治斗争的另一个“战场”。

它具有深远的影响,并显示出多层次。

首先,学院和大学可能面临人才流失。

除了在台湾大学校长遴选上的重大争议外,许多其他大学的校长遴选也存在争议。例如,阳明大学的新校长因资历低而受到质疑。文化大学新校长的选拔程序被指控对成员的不公平选拔。师范大学校长黄光彩因缺乏资格而被解雇。国立成功大学的第一位女校长苏·惠珍被问及不公平的选拔程序。

在这一系列事件的冲击下,高素质人才争夺台湾高校领导权的动力可能会放缓,而高校高素质人才的流失将会因之前“养老金改革”的负面影响而加剧。

二是影响高等教育竞争力的提升。

台湾高等教育的竞争力严重下降。

在《美国新闻》2018年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中,台湾大学排名166位,落后于中国大陆的7所大学。

台湾大学作为台湾领先的学术机构,应该肩负起振兴台湾高等教育水平的重任。总统的职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目前,关钟敏是否最终会上台还有待观察。然而,即使他这样做了,始于一场恶性政治斗争的校长崎岖不平的道路也很可能随之而来,特别是在台湾目前难以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媒体环境和政治氛围下。

此外,蔡英文上任后既没有提出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划,也没有提出人才培养的蓝图。选择合适的人担任大学校长的原则是不一样的。

没有台湾当局的支持,国立台湾大学校长的改革必然是困难的。我们如何提高高等教育的竞争力?

第三,“蓝绿色阵营”的斗争愈演愈烈。

民进党的整体执政和“绿赢蓝输”的局面并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该党的恶性斗争。

民进党不遗余力地压缩国民党的生存时间空作为转移统治危机的手段之一。

现在,将触角伸向大学校长的选拔已经引发了“蓝营”人士的强烈反对。

根据历史经验,台湾的政治局势正在迅速变化。如果国民党再次掌权或重新获得大多数“立委”,可能很难放弃对民进党的报复。

如此反复,党的恶性斗争的“死结”难以解决。

第四,台湾的民主形象受到损害。

台湾人民引以为豪的民主形象在这次事件中遭到严重破坏。民进党关于“大学自治”精神的谎言已经瓦解。

民进党对台湾大学的管理采取民主和实质上的控制态度,试图通过民主手段实现对权力的控制,并获得“名利”。

然而,由于政治运作过于粗糙,民进党正试图借执政之机扩大权力版图,在文化教育层面上深度控制权力,输出“绿色价值观”。控制文化教育话语权的动机可能已经清楚地显示出来。

目前还不清楚民进党从此前所推崇的“大学自治”中获得了多少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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